近来很少打理博客，也很少在博客里闲逛。今日“回访”了“水面风荷”的博，读到了一首七绝——《浪上飞舟》： 

撕片白云挂满帆，轻舟飞掠鹭鸥间。

疾风信笔随心扫，浪涌豪情洒碧天。 

颇有些感触。

　　第一句“撕片白云挂满帆”，使我下意识地想到大跃进时的一些诗作，诸如“撕片白云擦擦脸”“凑近太阳点锅烟”之类的句子。这样说，没有丝毫的贬义，就是觉得此诗写得很有气势，且有奇思妙想，这是我做不到学不来的，令我钦敬。

　　另外就是，此诗写得很有激情，很有豪情，符合“主旋律”，这也是我做不到学不来的，同样令我钦敬。

　　但在我读过之后，竟信手敲出了如下几行字： 

戏和“水面风荷”之《浪上飞舟》

若隐若现一孤帆，且行且住云水间。

无端愁绪无心扫，低眉遥看奈何天。

 神秘的湘西凤凰古城

烟雨凤凰

附：相约星期天·谈沈从文

　　北平解放后，沈从文很高兴，很激动，但他并不故作革命状，仍然是朴素如常。可恶运还是降临到了他头上。

　　1948年，郭沫若发表措辞严厉的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将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将萧乾界定为“黑色”作家）。郭沫若在文章中称：“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这样的评价，你让人家沈从文还怎么“活”。因此，沈从文感到压力很大，非常紧张，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此后，他就彻底告别了自己心爱的文学事业。（据说张承志并不认为沈从文的不写作是因为“政治原因”。张承志说：“我很敬佩沈从文，他在高峰时就停止写作了。……即使他写，他也超过不了《边城》。”）

　　之后，沈从文便在故宫上班。

　　沈从文在故宫，自然是权威。因为他懂得多。有些事儿，比如说搞展览，故宫的官员一般都征求他的意见，遇到一些中央领导或外国友人参观时，一般也由他作讲解。有时候，故宫搞什么活动，并不征求沈从文的意见，可是沈从文很“溅”，主动去谈自己的看法。有些朋友或学生到故宫参观，远远地看到沈从文在当讲解员，就悄悄地躲开了，怕彼此都难堪。

　　沈从文在古玩市场，淘到了许多珍宝，因为他懂眼。后来，沈从文把自己淘来的东西，无偿地捐给了国家。不然，沈从文到现在肯定是个亿万富翁。

　　沈从文与丁玲的恩怨，就是因为沈从文写了《记丁玲》。丁玲很“政治”，就想让人们忘掉她的过去，可沈从文偏偏写了出来，能不生气吗？沈从文很单纯，宛若赤子。

　　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的回答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附小资料一：一次，有记者问起沈从文“文革”时的经历，沈从文讲，“说起来，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那位记者是个女孩子，听了挺感动，就走过去拥着老人的肩膀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沈从文没有一点预兆地抱着这位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最后还是他的夫人张兆和出来圆了场，像哄小孩子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让他安静下来。

　　附小资料二：沈从文，30年代知名作家，出生于湖南西部的凤凰县。15岁离家到地方部队当文书，随军辗转于湘、川、黔三省边境一带。1922年他到北京，经过自学，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下，1924年开始写小说。自20年代末到抗战爆发的七八年间，出版了《好管闲事的人》《石子船》《老实人》《月下小景》等二十多部小说集，成为当时新文学领域中小说创作数量最多的作家之一。沈从文的代表作是《边城》。

　　曹雪芹的最后十年，是在北京西山度过的。在这期间，曹雪芹并没有再写再改过《红楼梦》。蔡义江先生也是这样认为（可参看蔡义江著《追踪石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而在人们印象中，曹雪芹当是“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的（因为有一“脂批”大家都耳熟能详：“书未成，泪尽而逝。”），其实不是。曹雪芹在他的最后十年，的确没有再写再改过《红楼梦》。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蔡义江先生认为，“也许是迫于生计只好暂时辍笔先作‘稻粱谋’吧”。而我并不这样看。

　　我认为，曹雪芹绝对不是一个为“生计”所苦所累，或被“生计”拖垮的人。

　　曹雪芹在西山的日子，自然是清苦得很，但是，饭还是有的吃的，“生计穷愁”恐也谈不上。“举家食粥酒常赊”里的“举家食粥”，可能只是一时的情形。即便不是一时的情形，起码说明他还是有粥喝的。“卖画归来付酒家”更多的可能是文人的一种洒脱，并不说明曹雪芹穷的揭不开锅了，卖画回来赶紧去付酒店的欠账。

　　我之所以这样说，自然是有一定根据的。

　　曹雪芹一家，身份是内务府包衣（即皇帝的奴才）。包衣犯了罪，主子可以杀，可以贬，可以打骂，怎样处置都行，但是，如果犯的不是死罪，或者说主子一时并不想杀掉他，那么身为主子，你就得把他（及他的一家）养起来，即给他一碗饭吃。否则，就是与情与理不通，甚至会惹来别人的耻笑。

　　虽然曹家犯了罪，家被抄了，但是并没有被“满门斩首”，所以皇帝就得负担他们一家人的生活费。

　　曹雪芹一家在京城的日子，在我看来生活得还是相当不错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别的不讲，单是拥有蒜市口的那十七间半房屋，你就可以想象得出他家当时的生活，绝对不是一般的穷苦百姓可以企及的。清代和现代，虽然有许多不可比的因素，但我总觉得，从大的方面讲，还是相通的。若是现在有哪位先生，能在北京城的“蒜市口”一带拥有十七间半房屋，那该是怎样的一番光景？

　　一个人的日子过得苦不苦，其实是相对的，看你是以什么为参照系。曹雪芹一家在京城，若是总回忆当年在金陵时“钟鸣鼎食”“烈油烹煎”的日子，自然是苦不可言，若是和贩夫走卒比，肯定是小康。

　　即便曹雪芹搬到西山之后，其生活也应是有保障的。

　　《曹雪芹在西山》（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1984年12月出版，舒成勋述，胡德平整理）一书曾介绍过相关的情况：“对于旗人的四孤——寡妇老太太、孤女、盲人、残废者，清王朝也舍得花钱维持他们的生活，……四孤可以占养育兵的名额，每月领一两五的银子，每季给‘小九米’，意为九斗，不足一石，如果养育兵的名额已满，那就进城去北京所属的佐领处关钱领米。”

　　曹雪芹在西山的待遇，自然会比“四孤”高。据民间传说，曹雪芹在西山，相当于享受兵营中一名前锋的待遇，每月关四两银子。

　　这种特殊的八旗制度，也就是所谓的“铁杆庄稼”，使得曹雪芹并不为衣食所累。

　　另外，曹雪芹多才多艺，恐怕也不会为生计发愁，他可以做风筝，可以为人治病，可以作画写字，可以开馆授徒，像曹雪芹这样的人，即便不在旗，谋个衣食温饱恐怕还是不成问题的。张爱玲在她的《红楼梦魇》里说过这样一句话：“天才在实生活中像白痴一样的也许有。这样的人却写不出《红楼梦》来。”此话极有见地。因此我们应该意识到，曹雪芹的苦，不在衣食生计方面。

　　既然曹雪芹到了西山之后，并不是像蔡义江先生所说的那样是“迫于生计只好暂时辍笔”的，那么又是因为什么使他“辍”了笔呢？

　　做你的酒友好吗？在欲望之外，在岁月以里

　　空间不要太大，一方小桌，数张矮凳，或者在草原之上，天似穹庐，笼盖四野，遥望着长河落日

　　自己倒自己的，自己喝自己的，最多也只是浅浅的举杯示意

　　有阳光斜斜地照过来，或有月光如水般漫过来，以及音乐，以及花香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想说什么就默默地凝视着对方，或者杯里的酒

　　各自的过往一概都溶在酒里，想说的不想说的也都一概溶在酒里

　　酒是随意的，白的，啤的，红的，黄的，有啥算啥，醉翁之意不在啥来着

　　对了，做你的酒友好吗？在醉过之后，在清醒之前

　　蔡义江先生认为：“曹雪芹最后十年没有再写再改过《红楼梦》。”这种看法是对的。我们也这样认为。但是曹雪芹最后十年为什么没有再写再改过《红楼梦》，蔡义江先生认为：“也许是迫于生计只好暂时辍笔先作‘稻粱谋’吧。”对此，我们并不认同。下面是在网上搜到的蔡义江先生的文章，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读一下。我们的观点回头再谈。 

曹雪芹最后十年没再改《红楼梦》

蔡义江 

　　第八点，我就讲曹雪芹最后十年，没有再写也没有再改《红楼梦》。这一点提出来，很多人都会迷惑，这怎么讲？怎么说曹雪芹最后没有再写，没有再改《红楼梦》?

　　……最重要的是内证，就是从1754年，甲戌年我们看到这十六回本子出来以后，后面所有的本子都没有曹雪芹改动一个字的痕迹，相反的有些小小的缺漏，几个字看不清，他宁可在抄的时候打方框，或者缺了诗什么的，等待雪芹。如果抄阅批书人与作者就在一起的话，他就在搞这个，你问一下好了。像今天更方便，拿起手机来一个电话：你这里这句话是怎么讲的，我这几个字看不清楚了。但是后面所有的版本，当然曹雪芹死了以后的你不必讲了，活在那里的时候整理出来四阅批过的己卯本，是1759年，这个本子上面看到的，字有错漏，有看错误解，有自以为是地胡改，没有曹雪芹自己审阅过的证据。情节都是一样，一些字句上稍有不同，而且可以一眼就看出是后人改的。甲戌年这个本子，我认为倒是最后的定本，不管是作者定的也好，脂砚斋定的也好，他觉得可以，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把它抄出来，也许只抄了十六回。当然不是说十六回之外没有稿子，还是有的，但是这个本子是不是只有十六回?我们也不知道，可能他整理的还要多，其余的丢失了，我们不去管他。这个本子上面比如说，石头在青梗峰下，看见一僧一道过来，就听到他们在那里高谈阔论，谈天说地，后来说到人间的繁华富贵，这一来石头心就动了，就求一僧一道把它带到人间也去享受享受。一僧一道马上说这不好，你要后悔的。人世间的事情往往是好事多磨，乐极生悲，到头一梦，万境归空，我看你还是不去的好。这个石头思想工作做不过来，一僧一道觉得也没有办法，就说既然如此，让你去体验体验，不过到时候你还得回到这里来。又说你现在这样粗大笨重的样子怎么去呢?让我把你变成一个小小的通灵宝玉，上面再刻上几个字等等，这一大段四百多字的文章在这个书里有，其他所有本子上都没有，其他本子就是一僧一道到了青梗峰下看到那个石头又变成那么小的一块，漏掉了四百多个字(大概是一页)。这个石头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小的美玉，请求二仙带他下凡去也没有。所有的这些文字，后来的版本都没有抄录下来，曹雪芹若看过书稿，能不补上?再如他把甄士隐、贾雨村这个名字放在第一回，作者说，我这是谐音“真事隐去，假语存焉。”“假语存焉”四个字，脂砚斋听错了，听作了“假语村言”，“假语”与“村言”不能搭配，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又听错作者的原话。这些也没有改。

　　我再举一个好笑的例子，比如说，周瑞家的送宫花，宫庭里的绢花，送到王熙凤家里，那个时候看到一个奶子，就是奶妈，正在拍着那个吃奶的大姐睡觉。周瑞家的就问了，她说：“奶奶睡中觉呢?也该请醒了。”有人觉得前面说到大姐，就将“奶奶”两个字改成了：“姐儿睡中觉呢?也该请醒了。”大姐儿出生不久，一天到晚睡觉，还要把她弄醒，弄醒干吗?周瑞家的实际上问的是王熙凤在里面睡中觉吗?所以用“请”字。你们细细看，这是后人明显改错的。后来所有的本子都跟着错了。曹雪芹如果看过，你们这么胡改，把我写的怎么改成这个样了?诸如此类的地方多啦，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宜再多讲。

　　我们说从1754年以后没有任何的痕迹看出曹雪芹在改《红楼梦》，或者在写《红楼梦》。因为他《红楼梦》写好交给你，你帮我加批语，你给我去誊清，你全部弄好了，我还可以看一遍。但是为什么老是没有看一遍，拖了十年之久呢?这里就关系到下一个问题。

　　小的时候是在乡下度过的。

　　写下这句话时，不禁笑了一下。想起王小波了。印象里王小波行文，开头常常是“插队的时候”如何如何。

　　乡下的一些逸闻趣事，偶尔也能忆起。

　　一则是双斗媳妇讲的。双斗是我家的邻居。

　　双斗媳妇说，她姥娘姥爷睡觉，是打通腿。

　　所谓“打通腿”，就是两个人睡在同一床被子里，一个人头冲这头，一个人头冲那头。这种睡法当年很普遍。现在不知道了。我已有三十多年没回去过了。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是这话啊。当时的人，可能是穷，置不起被褥，或是没有足够的柴火烧炕（当时的人家一般都烧不起煤），只能用这种方式相互取暖。看起来穷也有穷的好处哈。而赵本山说，房子多了，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吃饭也不喊了，打电话……哈喽啊！饭已OK了，下来眯西吧！这大概是在说富有富的坏处吧。

　　双斗媳妇说，有天晚上，她姥娘姥爷的被窝里，进去了一个蝎子，蜇了他姥爷一下。

　　蝎子蜇人，不同于蜜蜂。蜜蜂蜇人后，“镝儿”就掉了，蜜蜂的寿数也就尽了。而蝎子，蜇了一次人，还能再蜇一次人，以至N次。据说，蝎子蜇人的疼痛感，要比蜜蜂大无数倍。我小的时候在村西的老坟上捉过蝎子，但没有被蜇过。被蜜蜂蜇倒是常事。

　　双斗媳妇说，她姥爷被蜇后，心里有点不平衡：俩人在同一个被窝里，为什么蜇我不蜇她？于是她姥爷就忍着疼，欠起了身子，想让蝎子爬到她姥娘那边去。

　　等了一会儿，她姥爷听不到她姥娘有任何反应，就用腿将那蝎子往她姥娘那边拨拉……

　　黑灯瞎火的，她姥爷也不知道蝎子脑袋在哪儿，蝎子屁股在哪儿……

　　双斗媳妇说，她姥爷一挨着蝎子了，蝎子就蜇她姥爷一下，一挨着蝎子了，蝎子就蜇她姥爷一下，后来，她姥爷被蜇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哇哇地哭了起来。

　　双斗媳妇没说，这则逸事是谁讲给她的。

　　娘也讲过一则逸事，主角是位邻居大娘。

　　乡下人的晚饭，吃得都晚，又舍不得点灯，一般都是摸着黑吃。一天，这位大娘家熬菜，大娘吃着吃着，感觉是吃到了一块老白菜帮子，嚼了半天也嚼不烂，于是就吐了出来，放到了锅台上，说等第二天熬熬再吃。第二天，这位大娘往锅台上一看，哪有什么白菜帮子，只有一个被嚼得面目全非的蛤蟆。

　　娘还讲过一件往事。有一年，娘在自留地里浇地。大中午的，又累又饥，一点气力都没有了。这时，有位大伯收工路过，就帮着娘浇了几辘轳。因此，娘感念了这位大伯一辈子。

　　近读《诗经》，感觉与先民同在，且歌且行，浑然忘我。偶一时“技痒”，遂戏仿一则如下。望勿见笑。谢了先。 

行于野

足下无鞋

足下无鞋

步履趔趄（liè qie）

 

行于衢（qú）

身上无衣

身上无衣

步履趑趄（zī jū）

 

行于河

手里无舵

手里无舵

随流漂泊

 

行于空

心中无病

心中无病

凌云御风（这句嘛意思，不清楚，只为合辙押韵哦  ）

    常常认为，自己所编的这份杂志，便是自己的墓碑…… 

　　常常认为，把“公家的”事当事的，是二百五。

　　其实，“公家的”事，往往也是“自己的”事。

　　 常常认为，自己所编的这份杂志，和某某同类性质的杂志比，有点“思想”；和另一同类性质的杂志比，有点“情趣”……  

　　常常认为，自己所编的这份杂志，政治上不惹事，经济上不赔钱，拿出去不丢人，此心足矣。

　　当然，这也都是些 “底线”，突破不得。 

　　常常认为，人生在世，首先是生存。杂志也不例外。 

　　 常常认为，自己所编的这份杂志，并不是薄薄的几页纸。它也是个“人”。它也有着“人”的思想、情感、情趣，以及喜怒哀乐…… 

 　　有人说，杂志的水平，就是编者的水平。此话信然。 尽管其间总有些不能尽如人意处。 　　常常认为，自己所编的这份杂志，囊括了自己近期遇到的所有好文章……

　　 当然，“体例”不合的除外（如小说、诗歌、随笔等），有违“和谐”的除外…… 

 　　常常认为，自己所编的这份杂志，虽不敢保证每篇文章都会被读者喜欢，但敢保证，每篇文章，都“好”。

　　因此也常听人说，自己所编的这份杂志，文章“都很整齐”。 

　　有读者称，读《读者》，可以懂得生活，读我所编的这份杂志，可以懂得社会。

　　自己听了，十分受用。好听的话谁都爱听。自己也不能免俗。但我觉得，说这话的，懂。 

 　　常常认为，自己所编的这份杂志，不可能像《随笔》《读书》《炎黄春秋》《书屋》《同舟共进》……那样，□□□□□□（此处删除若干字），但，或许可以为社会留一份档案。 

　　常常认为，自己所编的这份杂志，应该拒绝出现“民主” “人权” “自由”之类的字词。

　　此类字词，并不是每每看到就令人心生厌烦，只是觉得在一个尚有许多人连“生存”“温饱”“安全”等都得不到起码保障的地方，还侈谈什么“民主” “人权” “自由”……

　　常常认为，自己所编的这份杂志，不可能给人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但是，可以给人，尤其是一些无助的人，提供个哭的地方。

　　可是，自己又该到哪儿去哭呢。 

 记不清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照的了，大概是刚刚离开农村吧，感觉仍是个“知识青年”。

     我还记得当年照这张照片时的情形呢，只是不说了。但有一点特想说明一下下：我的脸上，的确是有一二三四的，但绝不像现在你所看到的，还有着五六七八。这五六七八是岁月给我加上去的，或是别人给我加上去的。可惜已去不掉了。另有一点我也想顺便说明一下下：当时所穿的衣服，也绝对不像现在看到的这样脏。

  这张照片也已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照的了。好像有点对眼吧。

 这是我职称证上的照片，上面，还隐隐地可以看到原单位的钢印，只是，俱往矣。恍若隔世。

这是那年去桂林照的。老的都不能看了！

《红楼梦》镜头一：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路在路的远处横亘着

夜在夜的身畔弥漫

而水，则在深深的地下

发出细微的喘息 

 

凭窗远眺，阳光灿烂，清风轻拂，常常有种飞翔的冲动

依栏而卧，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常常有种长眠不醒的梦想

　　读到狄马先生的一篇文章，是纪念其老朋友党治国先生的，标题是《为什么总有克服不完的困难？》，载《随笔》2008年第4期。

　　见到党治国先生的名字，不由地想起了一件“往事”：

　　有一年，我所编的杂志，选了党治国先生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和内容都已记不得了，只记得我将这篇文章呈给有关领导“审读”时，某领导在党治国的名字处画了个大大的感叹号，并质问：“党治国是什么意思？”

　　该领导以为“党治国”这三个字暗含了褒贬。

　　后来，竟生生地把“党治国”的文章给撤了下来。

附录：为什么总有克服不完的困难？

狄  马 

　　最近，我的一个老朋友死了。这个老朋友叫党治国，1954年以陕西省理科状元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1957年因替他的老师黄万里辩护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北京最远的木城涧煤矿劳动两年，回校工作后因不堪忍受侮辱，愤而返乡，当农民两年，矿工十年。“文革”中又因言论获罪，先后被判死刑、有期徒刑20年，坐牢十年后平反。这个人的一生充满坎坷，但他从没有放弃过独立思考，尤其是晚年，独居斗室之中，写下了大量的有价值、有见地的好文章。因而，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单位领导盛赞他的这种不怕牺牲，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朋友们也对他的这种顽强毅力，尤其是“钢铁般的意志”赞叹不已。

　　我当然知道，这是追悼会上的套话，但我总觉得这话有那儿不对，这种表扬有什么地方是对死者不公的。一个人能够坦然面对艰难险阻，当然值得赞美；但在赞美之前，我们是不是也该问一下：这些艰难险阻是从哪里来的？

　　就人类目前的“困难”而言，我认为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天上掉下来的，比如，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另一种是人自己制造的，比如战争、环境破坏、以及由制度导致的各种不幸和灾难。这些困难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是无法避免的，比如像战争这类灾难，虽然是人为造成的，但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实际上又是无能为力的。而纵观党治国的一生，他的所有困难都不是由地震、瘟疫、战争等无法避免的因素引起的，他的所有困难都是由人祸造成的。既然是人祸造成的，那么，我们在礼赞党治国非凡的人格和勇气的同时，是不是也该谴责一下给他制造了困难的人和制度？简单地讲，就是要我们“不怕牺牲”也可以，但在“牺牲”之前，我们至少得问一下：这“牺牲”是不是值得？要我们“克服困难”也没有什么不对，但在“克服”之前，我们至少得弄明白：这些“困难”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总有克服不完的困难？具体到党治国身上，我们赞美党治国“在豺狼虎豹面前大义凛然”也没错，可是在赞美之前，我们能不能问一下：这些豺狼虎豹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就像电视剧《西游记》中孙大圣唱的：“刚擒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魑魅魍魉怎么就这么多？”

　　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灾难给了党治国以动力，使得他能够从自身的体验出发，写出一系列切中要害的好文章；但谁能保证，假如党治国命运顺遂、环境优裕，就一定写不出好文章？或者比现在更多？我们现在设想一下，假如党治国的青年时期不是在矿井里，而是在实验室和研究室，那么，他当然发明不了“党氏凿岩机”（党先生在矿井挖煤时发明的一种提高钻探技术的机器）；但以他的天赋和智商，谁能保证他不能发明别的更多更好的机器？假如党治国的人生盛年不是在刑场上和牢狱里，而是在大学里和讲堂上，他当然不会把一本《资本论》读七遍，进而提出带有浓重体制烙印的“共有制”；但谁能保证，他不会通过阅读大量的西方经典，早几十年提出“土地私有制”和“自由才是人的本质”等一系列宏论伟议？假如他的晚年不是没有工资、住房和医疗保障，以古稀之年独居斗室之内，写下的文章又无处发表，而是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稿约不断，有病能看医生，就一定不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假如党治国的一生不是被迫离婚，夫妻划清界限多次，而是天下的美女都追慕他，就像星星追慕月亮，以他乐于为美女效劳的天性，是不是会写下更多更美的篇章？

　　这样，我们也许少了一尊伟岸的英雄人格，少了一个临危不惧的道德典范，但我们是不是可以读到更多闪耀着党氏特有的灵光和妙思的文章？这两者究竟何者更有价值？人格力量当然可以激励好多人，可以让更多的人摆脱生命的庸俗，走向精神的至大光明，但社会在变，时代在变，人们面临的身内身外的困难也在变。古人面临的困难，在我们现在看来就不算什么，就像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将来的人们也不觉得是困难一样。随着时代的文明进步，今后的人们也许就不再需要“钢铁般的意志”了。“匡衡偷光”的例子只能说明汉代的人淳朴，现在有谁真的在邻家的墙上捅一个洞，人家不把你揍扁才怪！“头悬梁，锥刺股”是古代读书人的好榜样，但现在再把孩子的头发吊起来，用锥子扎他的大腿，法院就会判你“虐待儿童罪”——因为这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当作一种精神看当然不错，但真要这么做，就觉得不大卫生，所以颜回短命。

　　苦难、天灾培养了一批英雄人格，但终究是少数。可以想见，在离婚、杀头、父子反目、黑白通吃的监狱、棍棒加电击的法庭面前，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投降。只有极少数意志超凡，像党治国这样的英雄男子汉，选择了激流勇进。我们现在只看到贫穷和苦难成就了像党治国这样的英雄人物，而看不到被贫穷和苦难击倒在生活背后的大多数普通人；甚至就党治国先生而言，我们也只看到他在专制、强权、贫穷和暴力面前表现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而看不到这种种苦难对他的身心摧残，实际上他最后的肺癌就与他早年的矿工作业有关。一句话，我们只看到这种“苦难哲学”对人的激励作用，而看不到这种“苦难哲学”对罪恶的屏蔽效应。结果是，抬出了几个伤痕累累的英雄，放走了一批罪恶滔天的元凶。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舆论导向”几十年来不是执着于这种“坏事变好事”的混账逻辑，而是像小孩一样“好就是好，坏就是坏”，甚至学一学梁山好汉的“冤有头债有主”，也不至于是今天这样；尤其是这种自虐式的舆论宣传，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沉浸在一种“受虐狂”的幻觉症状里，以为苦难可以造就伟人，从而大大地耽误了我们对正义的追求、对罪恶的追究以及对制度建设持之以恒地批评与关注。

　　是醒来的时候了。睁眼看看世界，低头想想身体。苦就是苦，乐就是乐，麻木就是麻木，幸福就是幸福。不存在一种自外于人类的“特殊感觉”。全人类只有一种人性，那就是求乐避苦，贪生惧死。因而，最最要紧的，是消除罪恶，惩罚犯罪，继而改善我们生活中不合理的、阻碍我们走向幸福的制度和组织，而不是美化罪恶，硬奏凯歌，制造各种自欺欺人的迷梦。

　　愿党治国先生的灵魂在天国安息!

2008年5月5日，时距党治国先生逝世12日

　　　　　　　　　　　　　　　　　　　　　　　　　　　　　　[载《随笔》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