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营洲

当代杂文三十年

——1984年—2014年

吴营洲

杂文的“建设性”及“歌德派”

1996年，有人撰文提出了杂文的“建设性”[1]。

一时间颇为夺人眼球。

该文写道：“杂文向来是以强烈的批判性为特色的，现在来谈杂文的建设性，不是有点‘离经叛道’吗？”先“抑”一下。随后便立马解释道：“为了避免误会，要首先说明，我认为杂文这一文体是永远要有强烈的批判性的，过去是如此，今后仍然如此。”紧接着，话题再一转：“但杂文不能只有一个‘性’，它还可以有喻世性、知识性、趣味性……”最后，图穷匕见：“……也应当有建设性。”

当然，他的最后一句，也可唤作“破题”。“破题”之后，便开始论述：“我们所习惯说的‘激浊扬清’、‘扶正祛邪’，不就是‘批判性’和‘建设性’两个方面吗？”

平心而论，这样的论述“完全正确”。

但是，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其最最根本的“主旨”，就是想用“杂文的建设性”，取代或淡化“杂文的批判性”。

其实，所谓杂文的“建设性”，就质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所谓的“歌德派”及“新基调杂文”的另一种表述。

什么是所谓的“歌德派”呢？

这要追述到1979年。

当时，有人撰文称：“现代的中国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衣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衣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社会主义文学都应一律地歌颂社会主义之德，歌无产阶级之德，歌工农兵英雄之德；否则便是‘缺德’。”并质问，“吃农民粮，穿工人衣，摇着三寸笔杆不为国家主人树碑立传，请问：道德哪里去了？”[2]

此论一出，“举国”哗然。

全国报刊，几乎无人支持这一论调。

廖沫沙、曾彦修、牧惠、邵燕祥、章明等纷纷撰文指出：对于国家和人民有益者则为“歌德”，对于损害者则为“缺德”，这种一切以是否“歌德”为准，必然导致庸俗、幼稚、简单化。

…………[3]

于是，事态骤然升温……

接着，上海文艺界召开座谈会，《文汇报》《人民日报》等多达二十四家报纸进行声讨，群起而攻之。[4]

时隔不久，所谓的“歌德说”便声名狼藉，无人再提。

然而到了1982年，又有人先是在座谈会上发言，继而连出三本小册子，提出“新基调杂文”理论，认为：“鲁迅式的杂文，从‘五四’运动到全国解放止，有整整三十年的战斗历程，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当代杂文“要警惕和克服鲁迅式杂文基调的积习”。[5]

曾彦修、牧惠、陈泽群、老烈等杂文家，和姜振昌、彭定安等杂文理论家纷纷披甲上阵，对此种说法给予了痛快淋漓的抨击。[6]

一如何满子所称：“所谓‘新基调杂文’，亦即杂文只能以‘歌颂’为基调而不宜‘批判’的高论，从八十年代前叶出笼以后，就立即遭到了广大杂文作家的斥责。”[7]

于是，所谓的“新基调杂文”，跟“歌德说”一样，同样变得臭不可闻了。

然而，就在“新基调杂文”名声变臭之后，便有人提出了杂文的“建设性”。

其实这是换汤不换药，用一句小品演员的话说就是：“穿上马甲我照样认识你。”

而这位“建设性”论者，恰是“新基调”论者或附和者。

陈四益撰文称：“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杂文是对付敌人的文体，需要尖锐地揭露敌人的疮疤，揭得愈深、刺得愈痛愈好，哪怕说得过头也是立场鲜明。对人民的事业则应当满腔热情地歌颂，即便有缺点也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不能讽刺与批评，否则就站到敌人立场上去了，说得再好也是反动。”[8]

此话不假。

有些在某些省份“扛杂文大旗”的人，曾直言不讳地说：他们“坚决不写赤裸裸的揭露性的杂文”。甚至说：即便被人称作“歌德派”，也“绝不以此为耻，相反觉得很光荣”。[9]

一家身居华夏首善之地的杂文学会，其会长在其会刊上也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杂文向太阳！”[10]

当然，也有人直言不讳地说：“‘建设性’是嘛玩艺儿？”并称：“我整个儿讨厌‘主流，建设性，影响力’这面旗帜，就像我讨厌装腔作势骗人的道士手执的驱鬼役神的令旗。”[11]

其实，什么才是真正的“建设性”呢？

据称，美国学生《公民读本》第一课是这样说的：“假如政府做错事，你严厉批评政府，那是希望它改善。这就是建设性。假如你明明发现政府在走向错误的道路，你却说，好，好，那是一种破坏性的态度。”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说：“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