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营洲

杂文界人物印象

吴营洲

总是“忽然想到”的陈四益

在杂文界，令人仰视的大家，灿若星辰，指不胜屈，而陈四益先生，绝对是其中之一，并且十分耀眼。

记得一次有人问我：“当今杂文写得最好的是谁？”我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没你这样问的。”他说：“可我偏要这样问呢。”于是我说：“老一辈的，除去已经辍笔或几近辍笔的，那就是陈四益了。”

我个人认为，综合看来，陈四益的杂文，一是思想深刻，二是文字讲究，三是分寸把握得好，读过之后，感觉醇厚甘冽，回味绵长。

当然，若说“思想深刻”，或许有点“过”，因为“思想”二字实属伟人们的“专利”，常人是很难说有啥“思想”的。于是或可换个词，称陈四益的杂文篇篇都“只眼独具”“见地独到”，可谓不谬。

与时下（此处所说的“时下”当为2010年代许）的杂文作者相比，陈四益的杂文不算高产，但恒产。从他早年的《当代杂文选粹?东耳之卷》，到近些年的《世相写真图》《臆说前辈》等，已有十数本了。数十年来，陈四益一直孜孜矻矻，笔耕不辍。其实，恒产就是高产。

我读陈四益的杂文，就是从《当代杂文选粹?东耳之卷》开始的，那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而我最喜欢的，还是他在《读书》杂志开的专栏，掀开封面就是。每月一期，已有好多个年头了。该专栏图文并茂，陈四益的文，丁聪先生的图，可谓珠联璧合，被称为《读书》杂志的“风景”。丁聪先生故去后，陈四益又与黄永厚先生联袂登场，同样珠联璧合，相映生辉。该专栏文字虽短，每篇约五六百字，含金量却高，可谓字字珠玑。该专栏文字，体现了陈四益杂文的主要特征：“直面现实，激浊扬清，士子本色，忧民忧国。”有人称陈四益的杂文，“笔锋所向，世俗腐恶，官场弊习，无所避讳，毫不容情”，我觉得此言甚是。

陈四益自是一介书生，其文字自然也自是在书斋里写出来的，但其目光，绝不局限于个人书斋；芸芸众生，大千世界，尤其是学界、官场，无不在其视野之内。他的目光很敏锐，很独到，往往能从人们习焉不察的物事中，看到某些问题的症结、关键。读其文字，常常有茅塞顿开或醍醐灌顶之慨，不得不颔首称是。他曾这样看待他的杂文：“如果它能给你愉悦，如果它能引你思索，我将由衷感到快乐。如果它令你如芒在背，如果它燃起你心头怒火，那可不算我的过错。”

陈四益的文字很讲究，非常凝练，也非常优美。这一点通常是众多杂文作者不大在意的。有些人的杂文，写得汪洋恣肆，如同滔滔江河，水银泻地，读时确也感到淋漓痛快，但读过之后，很难再读第二遍。陈四益的文字便很隽永，很厚重，娓娓道来，绵里藏针，反复读过依旧是种享受。

陈四益对文字的讲究，似是他一贯的风格。记得以揶揄文人为能事的“庄周先生”，在其《齐人物论》一书中，似乎唯独对陈四益“情有独钟”，称“陈四益先生的文字，应该属于国宝级，在我眼里是和大熊猫不相上下的”。

陈四益杂文的另一特点，我个人认为，就是“分寸把握得好”。写杂文最难的，恐怕还不是有没有“独到的见解”，而是在分寸的把握上。分寸把握得不好，写“过”了，恐就很难“面世”。杂文这一文体，决定了它的“时令性”。能够藏诸名山，传诸后世，并且历久弥新、不改其味的，是《史记》，是《红楼梦》，不会是杂文集。若谁的杂文写出来后，不能及时地见诸天日，倘若过些岁月，恐就成明日黄花，几无价值了。大概率当是如此。当然，自然也有“常读常新”的杂文，但那并不说明这篇杂文写得好，而是“社会”的某些方面出了问题。比如说《丑陋的中国人》，之所以不时地被人忆起，其实是中国人依旧有着某种“丑陋”。

陈四益的杂文，每篇写得都很克制，绝不是金戈铁马、横槊断喝一路的。他思考的是“问题”，他关注的是民生，他谈的是心中的忧虑与见解，无需金刚怒目。但是尽管如此，他的杂文仍不时地遭到编辑的“荼毒”或拒绝。一次陈四益抱怨说：“一篇几百字的短文，竟被删削得支离破碎，委实匪夷所思。”一次他写了篇短文，给了一家杂志，“但据说敏感，未被通过”，他只好扩大篇幅，给了另一家杂志，刊出后，“好像也没有被敏感到”。

据我所知，陈四益时下写的杂文，往往冠名为《忽然想到》，其实在我看来，这有点“题文不符”。因为，他笔下的那些“问题”或“话题”，纠结于心恐已不知多少时日了，哪里是“忽然想到”的呢？

陈四益简介：陈四益（1939—），祖籍上海，生于四川成都（古益州），故名四益。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在小学、中学、大学任教，住过干校，下过工厂，当过记者，做过编辑。在《瞭望》任副总编辑至退休。著有《当代杂文选粹?东耳之卷》《乱翻书》《瞎操心》《丁丑四记》《轧闹猛》《臆说前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