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营洲

杂文界人物印象

吴营洲 

倡行“乡土杂文”的李升平 

1991年，李升平创办了一张小报，名为《杂文与生活》。

该报在创刊之初的前五年，每年只出三期。该报一般为四开四版，有时六版，有时多达二十版——如2012年9月25日第33期。该报属“学术内刊，免费交流”性质。

我曾不止一次地读到过该报，见从头版到末版，除了李升平自己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评介”或“推崇”他的文章。我孤陋寡闻，还真没见过类似性质的报纸。翻看这张小报时，脑际偶尔会闪现类似哈姆雷特式的困惑：低调，还是张扬，还真是个问题。

对杂文界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李升平当是当代杂文界的一个“另类”。

据称，他有许多封号：“党风记者”“反腐败记者”“业余纪委”“当代包公”“社会脊梁”“衡阳鲁迅”“反腐斗士”“钢铁战士”“英才豪杰”“干群镜子”“乡土杂文家”……

据称，“他以首倡的乡土杂文理论和出色的实践成果在全国杂文界独树一帜，被载入《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史》一书。……他喜欢‘自找麻烦’是出了名的，1957年，他因此被扣上一顶‘右派’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多年；平反后，他坚持不懈地运用手中的笔，针砭时弊，与社会黑暗现象作斗争。”

据称，数十年间，他“敢于对地方权力的核心部位和人物进行监督和批评”，“敢于不顾任何后果地直接对顶头上司权力机关和权势人物进行批评监督”，“在干预冤假错案中，不仅敢于对地方司法权力机关的滥权和玩忽职守挑战，也敢于对中央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挑战”，这在杂文界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与楷模作用。有人因此而称作“李升平现象”。（张镇强：《李升平现象的核心与前景》，共识网）

有人说，李升平是首倡“乡土杂文”这一理念的，其实不对。

这一概念，最早当是福州市杂文学会提出的。据《杂文报》报道，“（1989年）4月26日，福州市杂文学会召开会议，提出‘乡土杂文’的概念。”（参见《杂文报》1989年5月29日一版）

有人说，“新时期‘乡土杂文’的代表作家是江苏省滨海县农民杂文家徐恒足……”（语出姚春树、袁勇麟：《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史》，转自《评说徐恒足杂文》，张安生主编）

窃以为，李升平只是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践行并张扬了“乡土杂文”这一理念，使之理论化、系统化、具体化、形象化、个性化……了。

所谓的“乡土杂文”，据称：

其“命意”是：“为文一地，立论一方；褒贬讽赞，真枪实弹；官民咸宜，雅俗共赏。”（祖丁远：《“李升平现象”解读》，新浪博客）

其“特点”是：“立足地方、面向地方、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以本地传媒为阵地，以当地发生的广大干群关注的人与事为题材，批评监督的对象主要是当地大小官员及其亲友利用职权、违法违纪的事件。”（袁成兰：《良心·天职·责任感——读李升平“乡土杂文”随感》，《杂文报》2010年5月14日。）

其“概念”是：“首先是‘乡土’，恐怕所指乃地方色彩，地域特色。它主要表现为，地域内容，地域形式，地域语言（自然不是外乡人不懂的方言）。……”（此为徐乘语。转引自李升平：《关于“乡土杂文”的再思考》，《杂文界》1996年第3期。）

不过，说来惭愧，我对“乡土杂文”这一提法，还是有待进一步“理解”的。

窃以为，李升平的乡土杂文与其他人的杂文最大的区别是：其他人的杂文，多属“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性质，多停留在“表面文章”上，而李升平的杂文，不但“写”了，还实实在在去“监督”，去“落实”。换言之，李升平既是“言”者，又是“行”者，因此，他的杂文或可称作“言行杂文”。似他这样的——在我的印象里——杂文界实属罕见。

在李升平七十岁和八十岁的生日时，衡阳市曾两度召开“隆重的座谈会”。据称，“这说明当地党委、政府对于舆论监督具有非常明确的认知”。（安立志：《南岳不老松——关于李升平先生的创作与实践》，新浪博客）坦率地讲，我宁愿相信这一“冠冕堂皇”“几近逢迎”的话。

2013年11月9日，李升平的“杂文创作与实践研讨会”在衡阳召开，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六十多名杂文名家及衡阳本土数十名杂文界精英、爱好者”参加。（谭邦亮：《李升平创作实践研讨会在南岳举行》，《当代商报》2013年11月15日。）这自然说明李升平的“号召力”“影响力”以及“人缘好”等，可是，“君子怀仁，小人怀土”，我颇想弱弱地问一声：如此隆重的研讨会，人吃马喂，谁埋单？甚至这还不仅仅是个“钱”的问题。若有他人“赞助”或“协办”，在潜规则无处不在的国度里，他又如何补付？

2014年，笔者曾经与李升平共同参加过一个“杂文年会”，算是有“一面之缘”，却未和他有过任何语言的交流，只是远远地看过他：精神矍铄，目光炯然，虽已年逾八旬，但身体硬朗，毫无老态，给人的感觉是一身正气，满面凛然，真有副包公模样。

李升平简介：李升平（1931—2016），湖南衡阳人，1994年从《衡阳日报》副总编岗位上离休。编有《衡阳杂文选》等。